“卓越企业需要占领本领域的制高点。企业需要摒弃浮躁,分析真实数据,推行极致的产品和服务;需要制定减法策略,用最大的力量去强化执行。”
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粤大地,一家名叫“联邦”的个体家具厂在南海呱呱坠地。联邦成立34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尚未提出时,杜泽桦就根据企业实际做减法,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消费者高素质生活需求,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联邦家私董事长 杜泽桦
毅然下海,回乡率小伙伴创业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您在广州一国营藤厂当副厂长。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参与创办联邦家具厂?
杜泽桦:1978年,作为国营藤厂副厂长的我有机会参加广州市对体制内企业举办的中国第一期厂长经理培训班。我接触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制度,有了企业管理的实践及理论积累。
我本来想把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在国营厂里面,但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而我们学的是市场经济运营方式,差异极大,最终难以施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整个珠三角个体企业、联合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南海更是如此。我和王润林等同事萌生了下海自己干的想法,于是回到老家南海求生存发展。
1984年,我们6个小时候就玩在一起的朋友,凑了几千元合伙创立了联邦。如今,34年过去了,我们都已过“天命之年”,但我们的心还紧紧连在一起。
记者:联邦家私建立之初主要做藤制家具,后来为什么又选择做木制家具?
杜泽桦:1986年,我姑姑委托我们帮忙装修。刚从法国考察归来的她,看尽了欧洲最潮流的家具产品。她说想要一套木制沙发,并且向我们介绍了欧洲家私的流行情况。为了圆她的心愿,我们找来最好的木料,用两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自己设计研发的全屋配套的原木本色家具。
1986年的一个夜晚,我们开车运着全屋配套原木家具成品,进到广州城,送到姑姑楼下。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货还未卸下,就引来很多人围观,问我们家具是哪里买的。
当整套全屋定制家具摆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自然气息融进家居环境所造就出的和谐美感,大家顿时被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震撼了。这个瞬间触动了我,我们觉得联邦创新的出路找到了,就是原木家具大市场。
有了这套家具以后,我姑姑的家庭氛围也更加温馨了。我们认识到,家具并不是冷冰冰的物品,而是不同品质生活的载体,是幸福家庭的组成部分。所以,联邦从1986年至今的广告语“联邦——高素质生活”,也成为了联邦的企业使命。我还敏锐地感觉到,原木家具将会给联邦带来巨大的变化。一个小小的愿望,也会萌生一场意味深远的变革。联邦也因此转型开始专门为我们的消费群体研发制造木家具。
创始人34年不散伙,让员工分享改革成果
记者:联邦家私6位创始人几十年来都合作无间。为什么6个人可以合作得这么好?
杜泽桦:当年,前面也说了我当初上培训班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现代企业制度。上世纪80年代末期,联邦家具厂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分配6个股东的责权利。
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司法》,我就在联邦率先实行内部股份制。我们6个股东达成了股份基本平均的君子协定,避免产权不清;在股东投票权上,我一人享有2票,其他股东一人一票,保证投票出现相左意见,不会票数相等。
我觉得处理好分配关系,是经营团队的关键。一直到今天,我们6个人大部分已经过了“天命之年”,但都团结奋斗在一线。
记者:企业要开放要发展,离不开人才。联邦家私为何能留住如此多的老员工?
杜泽桦:联邦家私现有的4000多名员工中,20年以上老员工120多名,10年以上老员工有近600人。34年来,联邦没有拖欠过员工的工资,一个月都没有。
我觉得,只有员工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感受到归属感和幸福感,他们才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生产的产品才能让客户满意。在联邦,任人唯贤。只要你有才华,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现在,联邦80%的中高层都是新佛山人。
正是因为所有联邦人的存在,才能够让联邦做产品做得更极致。我认为,联邦的工匠精神不是某个工匠的精神,而是整个联邦的文化体系。
34年来,杜泽桦带领联邦从南海盐步的一家小家具作坊,发展为中国家具行业的领导品牌;从创业六君子,到拥有4000多人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在仿制盛行的年代,他34年坚持原创设计,力求将产品做到极致;在浮躁的商业氛围中,他抵制诱惑,不断做减法,聚焦住宅家具。作为联邦家私的掌舵人,杜泽桦一直用他独特的思考方式,不做“大路货”,认为企业不是“越大越威水”,“专精尖”才是中国企业打造“百年老店”的根本。